南宋志載的東非“中理古國”文明

為中非海上交通要道的“經停地”，是解碼南宋時期中非海上貿易交往的“微觀樣本”

南宋時期，在泉州的中外商賈云集，“金山珠海，磊砢乎萬寶之藏，輦賮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船舉颿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宋代樓鑰撰《玫瑰集》)。泉州市舶司提舉趙汝適“暇日閱諸蕃圖，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并于寶慶元年(1225)著成《諸蕃志》。志載的中理古國大致位于非洲東北部，毗鄰弼琶羅國(古國名，地處亞丁灣南岸)，雖名不經見于同時期典籍，卻是中非海上交通要道的“經停地”。《諸蕃志》對其風俗、物產、地理較為完整的描述，還原了中理古國的真實面貌，成為解碼南宋時期中非海上貿易交往的“微觀樣本”。

《漲海聲中萬國商》圖作 (圖片來源：《泉州市志》)

唐卡畫師精雕細琢畫出宋元泉州市舶司熱鬧盛景， 再現“漲海聲中萬國商”。(泉州晚報資料圖)

社會階層分明

飲食順應自然

《諸蕃志》關于中理國的文字記載(劉志家 供圖)

《諸蕃志》對中理國的記載，首先呈現出來的是清晰的社會階級差異。從生活細節看，服飾是身份與地位的直接標識，其社會分層特征鮮明：平民“露頭跌足，纏布不敢著衫”，而王室近臣“著衫纏頭以別”;居住條件同樣分化，國王居所“用磚甓整砌”，盡顯規制，平民房屋卻“用葵茆苫蓋”，以簡易草木為建材，這種“王與民”的生活差異，折射出中理國的階級體系。

中理國飲食文化深植于當地的自然稟賦。干旱半干旱的氣候條件也決定了其飲食結構是以耐旱牲畜制品為主，“牛、羊、駱駒甚多”，人們“日食燒面餅、羊乳、駱駒乳”。文獻特別提及“每歲有飛禽泊郊外，不計其數，日出則絕不見其影”，這種季節性候鳥聚集的現象，既反映了中理國良好的生態特征，也說明當地居民已掌握自然規律，通過“張羅取食”將候鳥納入生計資源，展現出當地人們與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

泉州市舶司遺址(泉州晚報資料圖)

輸出乳香龍涎香

在南宋“價比黃金”

作為古代中非海上交通要道的“經停地”，中理國的物產與資源利用方式，深刻嵌入了南宋時期的中非貿易網絡。

文獻明確記載中理國“出乳香”。乳香系橄欖科植物乳香樹及同屬植物樹皮滲出的樹脂，分為索馬里乳香和埃塞俄比亞乳香。乳香在南宋時期是兼具香料、藥材功能的高價值商品，廣泛用于祭祀、醫藥與日常生活。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年—1927年)、美國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1854年—1914年)等學者指出，《諸蕃志》中記載的乳香產地并非僅中理國一處，但其作為東非海上絲綢之路節點，乳香通過“番舶轉販”進入中國市場，成為中非物質交換的重要商品。

三國吳萬震撰寫的《南州異物志》“眾香燒之皆使益芳”。龍即抹香鯨，龍之涎，實為抹香鯨的腸內分泌物，宋代稱之為“龍涎香”。中理國“水出琦理、龍涎”，且龍涎香“忽見成塊，或三五斤，或十斤，飄泊岸下，土人競分之”。龍涎香又名“龍腹香”，歐洲人稱之為“灰琥珀”，三國時期，輸入中國，用螺殼盛，故有“甲香”之稱。南宋代張世南的《游宦紀聞》稱龍涎香為“諸香中龍涎最貴重”的香料。中理國作為東非龍涎香產地之一，其資源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送至中國，有的被南宋宮廷用于“灌蠟燭”，打造“燄明而香滃”的奢華場景。在當時的臨安夜市龍涎香“價比黃金”，在廣州市場“每兩不下百千”，是“蕃中禁榷之物”，足見龍涎香在貿易物品中的稀缺性與高價值。

1991年2月1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到泉州進行綜合考察活動。圖為“和平方舟”號考察船抵達泉州后渚港盛況。 (泉州晚報資料圖)

《諸蕃志》記載，中理國“每歲常有大魚死，飄近岸，身長十余丈”，經考證“大魚”實為鯨魚。中理國人雖不食鯨肉，卻將其資源最大化：“取腦髓及眼睛為油，多者至三百余橙，和灰修舶船，或用點燈”，貧困者更“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門扇，截其骨節為臼”。這種“無廢其用”的利用方式，是當地居民的生存智慧。值得關注的是，中理國把鯨魚油脂用作船舶修繕的重要材料——而船舶是海上貿易的核心工具，間接反映出中理國與海上貿易的深度綁定。當然，現在對鯨魚捕撈，哪怕是對鯨魚的死體利用，國際捕鯨委員會成員國都必須嚴格遵照《國際捕鯨管制公約》。

江口碼頭是“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系列遺產中運輸網絡的代表性遺產要素，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與貿易的繁榮興盛。 (李雅真 攝)

作為中國首座跨海梁式石橋，洛陽橋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發達的商貿經濟對陸海交通系統的完善和文化繁榮的促進。 (李雅真 攝)

獨特民間習俗

反映海洋文明

《諸蕃志》記載中理國“人多妖術，能變身作禽獸或水族形”“作法詛之，其船進退不可知”，看似是商人對異域“迷信”的記錄，實則蘊含著南宋時期商人對中理國文化的觀察與認知，同時也接納和適應著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文化現象。《馬可波羅行紀》第184章也有記載索科特拉島(中理國曾涵蓋該島)有“最良之巫師，能咒起逆風，使船舶退后”的“妖術”。中理國巫師試圖以特定儀式影響天氣、船舶航行的“妖術”，是在古代航海技術有限的背景下，中理國人們應對海洋風險的一種精神寄托與文化實踐。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留下的《馬可波羅行紀》有關于中理國的記載。圖為位于泉州市豐澤區法石片區的馬可·波羅雕塑。 (泉州晚報資料圖)

《諸蕃志》記載中理國喪俗：“國人死，棺殮畢欲殯，凡遠近親戚慰問，各舞劍而入。探問孝主死故，若人殺死，我等當刃殺之報仇。孝主答以非人殺之，自系天命，乃投劍慟哭。”從文中可看出，中理國的喪事民俗體現了原始宗族社會的秩序邏輯，其核心是圍繞親屬共同體展開：當國人去世棺殮待殯時，遠近親戚慰問時是舞劍而入，這一獨特儀式并非單純的表演，而是以兵器為符號，將對死者的悲痛、對孝主的支持轉化為具象的守護力量。親戚慰問時會先詢問孝主死者的死因，若為人所殺，“我等當刃殺之報仇”，將復仇視為親屬共同體的共同義務，以此保障個體生命權與族群“公平”;而若孝主告知死因系“天命”(非人為的自然死亡)，親戚則會投劍慟哭。“投劍”意味著放下為復仇做準備的武力，回歸純粹的哀悼，體現出族群對超自然“天命”的敬畏，展現出早期社會對情感表達、親屬義務與社會秩序的樸素建構。

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宋代古船。圖為隨古船出土的香料、陶瓷、貨簽等珍貴文物。(圖片來源：《泉州海關志》)

《諸蕃志》對中理古國的專條記載，雖僅359個字，卻以具體的社會、物產、文化細節，實證了南宋時期中非海上交往的真實性。古籍文獻中的非洲乳香、龍涎香等珍貴物產進入中國，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而中國的瓷器、絲綢輸入非洲，推動了當地文明的發展。如今，當我們重讀這段文字記載，中理國已不再是文獻中模糊的古國，而是古代中非友好交往的“活化石”。